中国思想力实验室 钱宏

　　各位专家、各位领导：

　　十分荣幸能参加今天的座谈会。“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”是一个很诱人很有感召力的命题。讨论“前景”，首先要明确“愿景”，而要明确愿景，就要知道“背景”。我们平常讲实事求是，顺势而为，讲的就是“背景决定愿景”。我想，这个背景，就是我们秉承的现实，及其“历史逻辑”，具体到“改革”主题上，它包括改革的起点、对象、动力和组织领导力量（简称“领导力”）。

　　但不幸的是，我们在明确愿景和了解背景这些根本问题上，往往会产生巨大分歧和偏差。由此，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主义之争、阶级之斗、中西之辩的思维困境和行动混乱的“共识危机”。以至于改革之初来不及深入了解背景也就不可能真正明确“愿景”。众所周知，改革开放之初，邓小平为避免出现“共识危机”，他有个发明，就是“不争论”，不管“姓社姓资”，只讲“发展是硬道理”、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和“一块石头，两只猫”理论。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，小平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，也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。怎么办？许多有识之士认为，不能再回避当初担心共识危机而遮蔽起来的思想理论问题。我十分赞成。

　　于是，自上世纪末至当下，从中国高层到中国思想理论界，从官家到民间，已经出现了四波论争和思考，并前后结出了一些可贵的思想理论成果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些争论、思考和取得的成果，都没有超越工商文明的理论与实践范畴。

　　第一波论争，是15大之后，出现了“公有制实现方式”和“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法理基础”的讨论，至世纪之交，产生了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”。第一波论争的特点和理论意义，在于中国高层突破了“不争论”的智慧，为中国思想理论界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开创了一定的现实空间。

　　第二波论争，是2002-2005年前后，16大召开之前与之后，中国思想理论界出现关于“跛足改革”、“结构失衡”的论争，其直接思想成果，就是“科学发展观”与“建构和谐社会”的提出。这就进一步超越了“不争论”的智慧，迫使中国高层与思想理论界直接面对中国社会现实矛盾，活在当下，也为从更深的历史、文化层次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。

　　第三波论争，是2006-2007年前后，也就是17大召开之前，中国的思想理论界，几乎全部卷入一场关于“人民社会主义”（高尚全）、特别是“民主社会主义”（谢韬）的网络论战，以及由这场论战引发的深层思考。这一波论争的特点，直接提出了走什么路，举什么旗的问题？但由于论争诸方都没有超越“斗争哲学”的思维模式，中国高层再次为了避免出现“共识危机”，同时高层也注意到“结构性问题”、“体制性问题”并没有改变，而且更多的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、文化问题暴露出来了，从而采用息事宁人的方式予以抹平；这一波论争的结果及高层处理方式，有两大积极意义，一是从此实际上再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禁区，关键看思想理论界人士自己的思想力逮与不逮，二是执政党自己对于文明形态的认识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，从原先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建设，突进到政治文明、社会文明建设，17大甚至直接提出了“生态文明建设”的战略。

　　第四波论争，发生在17大后经过2008世界金融危机至当下，明年又值18大召开和辛亥革命后“中华民国”成立100周年的时间节点，人们发现，中国的结构性问题、体制性问题，已经集中表现为传统的“官民对立”、“劳资对立”、“维稳维权对立”；而既有的“国家资本主义”（毛泽东）或“苏式社会主义”，已然演变为“权贵资本主义”（杜润生）或“官家社会主义”（吴思）。第四波论争，始以并非逻辑自洽的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”（任仲平）相标榜，至当下，终以更清晰也更有历史感的重归和升级“新民主主义”（张木生、吴思、陈平）版本为标志展开。这波论争，各方调动了广泛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经验储备，刘源、张木生、吴思、卢跃刚等，无论他们是何身份，但都是饱读诗书典籍且融会古今贯通中外之辈，显示出真正的学者风范。说由此引发也好，说它是“民主社会主义”论争的新的表达式也罢，显然，它不但是第三波论争的继续，而且扩展到“广义西方普世价值”（包括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，也包括重提中国语境下的“共同富裕”论、“做大蛋糕”论和“分好蛋糕”论）和“中国文化复兴”（包括中华古代文化与东西文化撞击后形成的新传统<道统、法统、体统>，也包括“中国模式”论、“打天下坐江山”论、“文化自觉自信自强”论）之辩的众声宣嚣。

　　但是，对不起，以我作为一个“局外人”的观察，中国2006年底到现在的各种“社会思潮”及“四波论争”，依旧没有跳出19世纪末，20世纪初的思路，甚至没有跳出3000年来中国特色的谋略性智慧的范畴。这就是“找替罪羊”（包括“清君侧”、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）的思路和“托古改制”（包括“老瓶装新酒”、“复制”和“选择复制”）的思路。

　　我在去年6月就有幸读到刘源同志的《读张木生》，并于7月1日给他写有一信，把“毛泽东提出，刘少奇实践”的新民主主义，界定为“由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”，并且，作为一种基本历史格局，比较实事求是。而且，在我的理解中，实际上自从1954年结束“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”而转向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的50多年内，尽管我们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、继续革命和告别革命搞市场经济后，叫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，本质上实行的始终是一种“国家资本主义”或“官家资本主义”，也就是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践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性质，始终没有太大的改变。我当时的意思是：不是简单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，甚至不只是回到共同纲领乃至联合政府，而是回到中国人抛弃帝制选择共和国的“历史的基点、正确的原点、现实的起点、信仰的初衷”（刘源）——孙中山提出的“三民主义”（我理解为“有社会”的社会主义或有公民的社会主义），也许更能拓展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思维空间。

　　但我承认，这依旧是“托古改制”的思路，如果只是在一种历史逻辑范畴内搞变革，也不失为一种可以面对“权贵”、“官家”及维护其特权的体制这一中国特色“改革对象”的方法。但是，“找替罪羊”的思路，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，“托古改制”的思路，也不行，且不管托的是“右古”、“左古”、“中古”、“西古”，还是“综合古”，都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。其缺陷仍然在于过于专注方法、专注策略和谋略，而企望以术代道，继续以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，看不到当今世界和中国已经处于又一次世界性历史大变局的前夜，处于人类文明形态更替的大转折时代。而且，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内，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了各自所托之“古”的不同，亦即由于“选择复制”的不同，而进行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“残酷斗争”，牺牲了几千万中华儿女宝贵的性命，至今未能走上一条基于全民正常休养生息的共栖、共济、共生之路。

　　所以，当代中国的问题，既有“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”，又“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”的问题，既有“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”的问题，又有“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”的问题，也就是“中国梦”的问题。

　　工商文明有两门基础的课，一门叫“资本主义”，一门叫“社会主义”，是后来加开的。19世纪末20以后，这两课的内容，实际上已成交叉、趋同之势，剩下的只是谁来当老师的问题。这就是由谁来执政，以什么方式执政的问题，是一党执政，还是多党、两党轮流执政？这确实是个世界历史的大格局。对于这一点，我看无论是左派右派人士，还是自称“超越左右”的新民主主义派人士，都是承认的。如果不承认工商文明现代主义的世界大格局，不承认“交叉、趋同性”问题的存在，何谈民主主义的“普世价值”？何谈新民主主义的“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”？何谈民主社会主义的“民主党领导搞社会主义”？

　　然而，鉴于人类在工商文明的道路上奔跑了几个世纪，人类500年来各种发展模式，都先后遭受了、遭受着、且继续遭受工商文明内在的增长的极限、对抗的极限、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，而中国当下又面临如何超越和克服“泛中等收入、泛产业化、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、外贸型制造业”四大陷阱和官员“精神懈怠、能力不足、脱离群众、消极腐败”四种危险，因此，过去一个世纪形成的政党、套语、口号、万应灵药再次遭受了、遭受着失效的命运，世界各国富有思想力的人们，开始看到并重新定位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自我三大关系价值准则，以开辟一条通往新的文明形态即“生态文明”的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，这是一条让“三大关系”从斗争（支配、特权、改造）关系，走向共生（互助、共富、伙伴）关系的道路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第四波论争的夹缝里，还有一个至今未能进入主流媒体视野，但更具“当代性”、“当代主义”生命力的社会思潮，即一种伴随80、90后新人成长，具有“中国特色世界文明”未来10年、20年、50年“愿景”的现实力量，正在快速生成中。这就是：生态文明形态和全球新媒体、新技术、新工艺条件下社会组织创新与“领导力”（Leadership）内涵的思想理论拓展——共生主义理念，已崭露头角，且迅捷登录高层开明人士、民间人士和部分思想理论界人士的视界。

　　这里说的“当代中国问题”及其“当代性”或“当代主义”，就是我前面说的背景，或者说历史逻辑的正在进行时，而改革的起点、对象、动力和改革的组织领导力量就蕴含在这个背景之中。我的想法比较简单，只要中国共产党，能领导中国“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，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”，能够解决“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，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”的问题，引领中国社会各阶层——政府、企业和公益组织不断生成和实现“中国梦”，中国公民就应当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继续执政，并帮助她改善自己的领导力。而且，时至今日，我依旧相信三条：第一，中华民族的多数优秀分子在党内；第二，中国共产党是富有“集体理想”的执政党；第三，中国共产党“执政的实现方式”是可以改变的。

　　这也就是我要表达的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，或者也可以叫“改良愿景”。